贵州、兰州和库伦这些偏远地区，甚至到过贝尔加湖参观。既见到了被杨秋特意保留下来，虽经过改造但不失是原味的老城区，又见到高楼林立有东方纽约之称的上海，还有繁华的广州昆明、也有经济落后的西北省份。说句心里话。与历经百年工业革命的欧洲相比，中国还有许许多多落后的地方，脏乱差屡见不鲜，贫穷者也有许多许多。但瑕不掩瑜，他已经在这个国家看到一种欧洲难以见到的朝气，机场道路电站等基础建设即使战争时期都没停止，养老和医疗卫生也正从一二线城市向县级小城发展，农林渔牧工程在完善。1935年杨秋提出的“家家有电村村通路”的宏伟建设蓝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如果不是战争耽误。他相信再有十到十五年，中国必将焕然一新。

　　而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工商业的崛起、和教育和医疗的普及，。乎每个县级城市都能看到大量新开的商铺和小加工厂，商品比暹罗丰富了不知多少倍，很多人家都有手扶拖拉机。至于教育是让他最羡慕的，1914年正式实施的强制性《国家免费基础教育法案》让数千万学生受益，他还见到一些想让孩子辍学却因为巨额罚款和监禁不敢乱来的家长。当然，这些只是少数人。毕竟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读书才能出人头地，所以有国家免费教育和提供免费午餐的优厚条件后，绝大多数人即使生活困难也会咬着牙把孩子送入学校。哪怕偏远地区上一次学要走几十公里的路，家长们也都会起早摸黑送孩子上学。

　　反观暹罗，虽然早在上次大战时期就由拉玛六世提出全国免费教育法案，但因为国家财政的不足。官员盘剥，欧美经济殖民的压榨，所以推行得很差很差。只有曼谷等少数城市能实施。其实中国也有这些问题，但杨秋却巧妙地将政、军和教育分开，然后让那些总爱议论政府的文人清流去天天盯着议会教育建设和拨款。这些天不怕地不怕却又自命清高爱惜羽毛的家伙，确实起到了监督教育的普及和实施工作的作用。他多次看到一些文人墨客和名人组织起来，在报纸上指责某个地方政府对待教育和医疗阳奉阴违的事情。而那些自知暂时没有能力上台的在野民党，也开始务实道路，把几百万双眼睛盯着施政、教育和医疗等等琐事上，不断找地方政府的茬。

　　有时候这些事情会让事情显得很混乱，但不可否认，这种监督或许不会给国家带来多大好处，或许还会给施政带来掣肘，但在教育医疗上却起到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也让势力庞大的国社不得不小心应付在野党的反击。

　　将欧洲与中国相比后，他发现欧洲模式其实并不一定适合东方，而面前这个用三十多年，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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