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营各织造场销售工作之所以分成十份，目的说白了就是为引进竞争。我和朝廷的那些圣人弟子们对市场一项都不是很了解，这就需要让商人们在竞争中把真正的市场价格表现出来，也好让织造场不至于因为销售上的垄断造成多产而薄利，最终使一片为军户改善生计并且减轻军饷压力的心全让商人们借机牟利了。

　　当然，我也知道朝廷亲自操办生产难免影响那些织造主的生意，从而扼杀了来之不易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了防止官民争利，我在各营织造场运行进入第三个月时专门颁下了谕旨，明令各织造场的销售完全由商人操作，并进一步下调税收水平，这样就避免了朝廷官员亲自进入市场竞争，依靠自己的特权影响市场的产品分配，使民营的织造场因为不敢和官营相抗衡而形成货物积压，最终导致民营织造场萎缩，影响了工业的正常发展，这也算是一种政府不干涉市场政策吧。有了这项保障，在官营织造场迅猛发展的同时，江南等地出现了动辄雇工上千人的大型纺织，陶瓷、工矿等近代型的“大企业”，在他们的影响下，市场上的商品数量迅速增加，价格也大大降低，购买力也因此提高许多，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雏形渐渐显出它的轮廓来，而朝廷的岁入也跟着连连攀高，把方明德等大臣高兴的几乎在我面前蹦了起来。

　　在这同时，朝廷对官员的分流政策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一大批有经商头脑的官员弃政从商，在经济的大潮中表现出了他们惊人的经商头脑，因为这个政策，江南官府人员大大减少，在此基础上，朝廷又引入了升迁、奖赏等竞争方法，官员们受此刺激，办事效率比从前大大提高，原来拖沓的颓风几乎再也见不到。有了这个成功，朝臣们再也不对我当初对官员进行“分流”说三道四了，这项政策经过改良很快便在全国推行开来。

　　经济上的成功带来的是各项事业的全面跟进，就连西川的收复失地也仿佛在这东风吹拂下变的顺利了许多。从孙起良几个月来向我上的奏章来看，川西大片失地在西川军步步为营的作战方式下被收回，吐蕃人为了进行旷日持久的宗教之争已经无暇顾及西川了。在这种形势下，孙起良可谓踌躇满志，甚至向我进言要率大军一举击溃白利土司，将康边完全置于大汉的直接统治之下，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使吐蕃各部臣服，重新归入大汉的统治之下。

　　面对孙起良的大志向，我当然是高兴万分，但我知道越是在顺利的情况下越能出现变故，因此在给孙起良的谕旨中我多次告诉他要谨慎行事，切不可冒进。

　　天最热的时候，孙起良规模最大的作战计划递到了我在御书房的书案上，这作战计划部署之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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