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司文本据现在一般认为在组成“旧约六经”的四个基本文件中产生得最晚。耶和华文本据认为是在早期希伯来王国的犹地亚写定的，可能在公元前9世纪或前8世纪。祭司文本则出现在公元前586年之后的时期，当时耶路撒冷已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征服，犹太人也已被他掳为囚徒。两个文本都有其历史形式，然而，耶和华文本的作者显示出对他所描写的男人和女人的个人性格和命运的真正兴趣，而祭司文本的作者关心他们则仅仅因为他认定那些人是神意大框架里的工具，以便借他们来向以色列传达神的知识和宗教、社会法规知识，按照神的仁慈旨意这些知识应当是“神的选民”用来调节他们的生活的。

　　作者写的历史与其说是世俗史和市民史，不如说是神的历史和宗教史。在他的眼里，以色列人是一个教会，而非一个民族。因此他相当详尽地叙述了神向他们恩赐现身的那些族长和先知们的生平事迹，而对普通凡人则草草略过，仅仅提一下他们的名字，仿佛他们只是连接一个宗教时期和另一个宗教时期的环节，仅仅是用来缀合华丽神启珍珠之间空隙的线头。他对以往历史的态度完全可以从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来说明。以色列的伟大时期已经过去，它的独立已经丧失，随之消亡的还有对尘世昌盛和荣耀的希望。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辉煌统治，在民众心里唤起了关于强大帝国的美妙幻想，这些幻想甚至在王国陷落以后还会像清晨的云彩那样保留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在异族统治的严酷现实下，在乌云笼罩的民族末日的黄昏里慢慢消失。纯粹的世俗抱负找不到出路，民族性格中难以压抑的理想主义如今在另一个方向找到了出路。民族的幻想投向另一方面。如果地上的门向它关闭，那么天国之门仍为它开启。正如四面受敌的雅各在伯特利，做梦看到了伸向云端的梯子，一个个天使通过它能够降到地面，以便保护和安慰可怜的流浪者。

　　简而言之，以色列的领袖们试图安慰并补偿自己的人民，因为他们在世俗范围内蒙羞，办法是在宗教精神生活范围内把他们提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领袖们为此创立或完善了一套复杂的宗教仪式，以便先发制人并招引神的宠爱，于是就把锡安变成圣城，使之成为地上神国的欢乐之处和中心。

　　这些意图和抱负给社会生活增添了越来越多的宗教色彩，社会生活的利益也就是教会的利益，祭司的影响压倒一切。国王被高级祭司替代，后者甚至穿上前者的紫袍并登上了金色的王位。这样，耶路撒冷发生的大祭司取代世俗统治者的变革，就类似于那种使恺撒的罗马变成中世纪教皇的罗马的变革。

　　这是一种思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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